5. 这样的结论是否有理论依据？

尽管这话并非永远成立，但它确实是常常发生的现象。比如，这是一本关于第二语言习得（英语学习）的书，却需要从别处开始说起。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两位研究人员 David Hubel 和 Torsten Wiesel 于 1959 年年底开始做的一项实验在其后的许多年里，影响了全球不计其数的第二语言习得者 —— 只不过，这影响主要是负面的 —— 尽管该实验本身的目的与外语学习看起来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研究动物视觉系统的早期发展 。

这项研究及其成果最终使这两个人于 1981 年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因为这项研究对理解视觉系统如何处理信息有着巨大贡献”。但是，人们好像对这项研究中提出的 “关键期” 概念更感兴趣。科学家们很快就发现大脑的其它部分也都需要获得刺激才能够发展，并且好像它们都符合关键期理论。而根据关键期理论，只有在关键期内，大脑才是 “可塑的”（Plastic），这时大脑所接受到的外部刺激甚至会改变大脑的结构；而关键期过后，大脑就不再是可塑的了。很快，“关键期” 这个概念延伸到了各个科学领域。

语言学家 Eric Heinz Lenneberg 出生于德国，二战时期逃亡巴西，后移民美国，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后作为心理学和神经生物学教授，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密西根安娜堡大学以及康奈尔大学医学院任职。Lenneberg 教授在 1967 年提出 “语言习得关键期假说”（Language acquisition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认为语言习得的关键期始于婴儿出生，止于从八岁到青春期结束之间的某一时刻。“关键期” 过后，习得第二语言的能力将大幅度下降，并且没办法去除来自母语的口音影响。

事实上，Lenneberg 教授相当谨慎，提出的是个 “假说”（Hypothesis）。可是，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结果一旦进入大众传播领域，或多或少都会掺杂着误解，甚至被故意歪曲。比如，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的 Martin Seligman 教授的 “Learned Optimism” 提出之后，瞬间就被成功学大师们拿去当作自己手中的道具，全然不顾 Seligman 教授所持的保留态度及其严谨。同样，Lenneberg 教授的 “假说” 到了市场上，就变成了 “理论”（Theory）。原本的 “始于婴儿出生，止于从八岁到青春期结束之间的某一时刻”，也变成了 “始于 0 岁，止于 10 岁” —— 在大洋另一端的中国，这几乎成了所有少儿英语项目的主要宣传工具，其潜台词的目的不过是恐吓家长赶紧交钱，“否则就来不及了！”。 更为普遍的是，这个 “关键期理论” 成了很多人安慰自己的借口。学不好是正常的，因为 “关键期早就过了么！” 或者 “不是小时候学的就不行……” 再或者 “都这么大岁数了，没戏了！”，等等。

其实 David Hubel 和 Torsten Wiesel 的真正贡献在于他们证明了大脑是 “可塑” 的，而非一成不变的。而他们两人的局限恰恰在于人们津津乐道的 “关键期”。当时，他们俩还是 “区域论” 的坚定支持者──而区域论，很久之后才被学术界推翻。

区域论（Localizationism）认为大脑就好像是一台复杂的机器，而这个机器的每个部件都有其特定的功能；进而，每个特定的功能都是受硬件限制的（Hardwired）。而区域论的言外之意则是，一旦大脑的某个区域损坏，那么那个区域所管辖的功能就无法恢复了。而临床观察也好像确实能够印证这个结论：比如，中风患者的瘫痪肢体看起来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恢复的。

很漂亮的一个男孩，是不是？注意到了么，他的眼睛？这不是特效，这男孩的眼睛就那么亮。这个男孩是海洋吉普赛人（Sea Gypsies），他们的眼睛都这么亮。

海洋吉普赛人生活在泰国西海岸附近，属于游牧民族，只不过，他们以捕食海鲜为生。他们生命中的绝大部分都漂流在海上。这个男孩就是在海上出生的。他 们在学会说话学会走路之前就能够学会游泳。他们可以在不使用任何设备的情况下轻松潜入水面 30 英尺以下 —— 有个叫做苏鲁的部落，他们常常要潜到 75 英尺之下去采珍珠。他们能够控制并降低自己的心率，进而控制自己的氧消耗，他们可以在水下滞留很长时间，往往两倍于普通人以上。

当然，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眼睛。他们可以在水下保持良好的、甚至更好的视力。因为他们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瞳孔尺寸，能够把瞳孔缩小 22%。而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瞳孔的收缩尺度是固定的（由人类的基因决定的），并且应该是不受意识控制的，受制于 “自主神经系统”。

科学家们认为，这不是 “基因突变” 的结果，而是大脑的 “可塑性”（Plasticity）造成的。因为科学家 Anna Gislen 以及她的同伴把海洋吉普赛人带到欧洲，很快就教会了一群瑞典孩子如何收缩瞳孔。现在科学家们相信，大脑的可塑性极强，并且从始至终一直存在着这种可塑性。一切来自外部的刺激（尤其是系统 的训练）都会对我们的大脑产生影响，而大脑的结构和功能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古人观察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这个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由此看来，文化这个东西显然在不停地塑造受这个文化影响的人们的大脑。一直以来被 认为是 “硬件” 局限的问题，现在已经清楚地被证明（至少部分是）是 “软件” 开发问题。我们的大脑就好像一台神奇的计算机 —— 因为它的硬件甚至有能力去 “适应” 安装进去的 “软件”。

之所以科学家们推断说海洋吉普赛人的 “特异功能” 不是 “基因突变” 的结果，主要根据来自两个方面：

近一百年来，全球各地都发现了大量的 “洞穴壁画”（Cave Painting）。经碳同位素分析，这些壁画最久远的是三万年前的作品，最近的也是约一万年之前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往往让现代画家们惊讶，甚至沮丧。毕加索在 1940 年参观当时新发现的位于法国多尔多涅镇的 Lascaux 洞穴之时，看到这些壁画（上图是其中之一），多少有些失落，提起所谓现代艺术，评价道 “我们其实啥都没学会。”

事实上，这并不是坏消息。相反，它恰好是最好的好消息。几万年前人们能够做出这样神奇的作品，说明那时人类的大脑就拥有足够的潜力，而今天我们的发展和进步，某种意义上就是开发这种潜力的结果。

Anna Gislen 让一群欧洲孩子在八个月内就学会了像海洋吉普赛人一样收缩瞳孔，证明了这种能力并非由遗传获得。也许大多数人看不出这个证明的具体现实意义，但是对于第二语言习得者来说，这无疑是意义非凡的发现。一直以来，科学界就存在着争论：“语言能力到底是不是天生的？”

其实，根本无需争论。很显然，语言能力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事实上，语言文字的出现迄今为止也不过几千年而已，之前的人类大脑并非没有能力处理语言文字，而是没有语言文字可供处理。事实上，科学家们早就发现他们可以在一代之间就能教会那些原始部落的人使用 “新” 的语言和文字。而我国的扫盲工作，本质上来看也是一样的道理。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的语言能力更强是因为大脑容量更大，潜力更广。很多科学家都成功做到教会猴子或者其他动物一些人类的语言──只不过，它们记忆力太差，潜力有限，所以不大可能达到人类的境界而已。

如果说，1) 大脑是可塑的；2) 语言能力是后天习得的，那么理论上来讲，任何人都可以习得任何语言才对。可事实上看起来并非如此。而 “关键期” 理论又给希望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按照关键期的说法，大脑只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是可塑的。不过，二三十年之后，终于有科学家证明：

只不过，这个证明过程格外地不顺利。 请读者猜猜下图中，这个正在美国UAB康复中心治疗的小女孩受伤的是左臂还是右臂？

其实她的左臂没有受伤，而之所以把左臂固定起来就是因为那是一条没有受伤的手臂，而右臂才是受伤、需要通过训练恢复的 …… 咦？这是怎么回事儿？可是从生理上来看，大脑受损的部分是没办法恢复的，她又怎么能通过训练来让已经受伤的右臂恢复正常呢？

大脑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利用其它未受损的部分重新习得受损部分的功能（学术上叫做 “remap”、“reroute”、或者 “rewire”）。之所以要把行动自如的左臂绑起来，是因为如果不这么做的话，面对任何需求，大脑中负责控制左臂的部分（或称为 “左臂脑图”）都会 “优先启动”；因为这部分是未受损的，而原本控制右臂的部分已经受损了。换言之，这时，大脑中尚不存在一个能够控制右臂的部分。而把左臂固定住之后，尽管负责控制左臂的大脑部分依然 “优先启动”，但实际上却无法自如操纵左臂。而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通过让大脑的其他部分慢慢专注于右臂，进而习得控制右臂的方法 —— 即，可以通过这样的训练，慢慢使大脑未受损的某个区域 “习得” 原本只有那个已经受损的区域所负责的功能。没有多久，这个女孩子的右臂就恢复了，活动起来与原来没什么两样。可是她的大脑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尽管某一部分受损且不可恢复，但她大脑的另外一个区域已经被开发，能够别无二致地完成受损区域曾经可以完成的功能。

仅仅在 2004 年之前，这种疗法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种最初看起来匪夷所思的疗法叫做 “CI 活动疗法”（Constraint-Induced Movement Therapy，简称 “CI” 或者 “CIMT”）的发明者是Edward Taub教授。今天，这种疗法渐渐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帮助无数偏瘫患者找回原来的自我和生活。可是 Taub 教授的研究经历却一波三折。为了找到偏瘫的资料方案，他需要人为地使猴子偏瘫（故意破坏猴子大脑的某个区域），而后再想办法通过训练另那些猴子从偏瘫状态中恢复过来 ……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被一个动物权益保护组织告上法庭，导致实验室被关闭，经费被冻结，最后甚至失去了工作，几乎所有的人都对他避之唯恐不及。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Taub 教授的所有时间精力都被耗费在为自己辩护上 —— 巨大的社会压力使得他甚至找不到愿意为他辩护的律师，所以他只好自己做自己的律师。案发之前，Taub 教授总计有大约 10 万美元的存款，到他最终胜诉洗清所有罪名之时，他只剩下了大约四千美元的积蓄。当然，时至今日，基于他的理论及其实践为人类创造的巨大价值，Taub 教授被公认为当今全球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

Taub 教授 CI 疗法的成功首先证明区域论是错误的（至少不是完全正确的）—— 大脑可以重新组织自己；其次证明大脑自始至终都是可塑的，甚至可以重组 —— 即，用一个新的脑图完成原本由受损的脑图完成的功能；最后证明的也是最重要的：脑图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 —— 所以，为了治好受损的右臂，要先把未受损的左臂给限制住。如果不把未受损的左臂给限制住的话，那么左臂的脑图将永远处于优势，进而，使得大脑对已经受损的右臂产生 “习得之弃用”（Learned Nonuse）。

这最后一条可以用来清楚地解释原本用 “关键期论” 错误地解释的现象：为什么成年后学习第二语言显得更为困难？

成年之后，第二语言学习显得更为困难的原因并不在于关键期论所说的 “此后大脑不再可塑”，而实际上在于这是第二语言所使用的脑图要与已经形成强大势力的母语脑图竞争 —— 当然越来越难。然而，恰恰是这样的认识给了人们希望。目前，有很多教育学家开始提倡 “浸泡式学习”，有一定的依据，也有相当的效果。所谓 “浸泡式学习”，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里，强迫学生只使用第二语言，禁止使用母语，进而刺激大脑加速构建新的脑图。风靡全球的罗赛塔石碑语言学习软体（Rosetta Stone）就是基于这个原理开发出来的。

对于第二语言习得者来说，最直观、最有意义的好消息是：

（当然，接下来的内容中，读者会知道有一个比 “学” 更好的方法……） 在学习这件事儿是，相信自己一定能学好，并不一定保证真的能够学好；但是，反过来，如果相信自己不可能学好，那最终真的就不可能学好。所谓 “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就是这样，总是在负面起作用。事实上，“语言习得关键期” 之说四十多年来在全球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恶果，不计其数的人在不经意之间把 “假说” 当成了 “定论”，相信自己不可能学好，进而成为 “自证预言” 注定的受害者。

“我没天分”、“我就学不好”、“英语太难了” 之类的话，甚至这类的念头，其实都是强大的诅咒。它们有着既强大又邪恶的力量。观察一下身边的人，你会惊讶地发现很多学了英语很多年的人，说得最流利发音最标准的一句英语竟然是：“I’m sorry, my English is poor…” 如果还有前缀的话，要么是 “(I beg your) Pardon…” 或者就是用错的 “Excuse me…”…… 从这样的例子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 “诅咒” 的强大和无所不在。

罗伯特•莫顿教授发现了这个现象，为这类现象取了个名字叫做 “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西方神话里充满了这种故事：

而莫顿教授用银行挤兑的例子说明自证预言的作用机理：

自证预言的运作机理颇有些令人迷惑：好事儿很少心想事成，坏事往往却竟然可以无中生有。但也不是不能解释清楚：也许这与人类大脑中根深蒂固的 “恐惧情绪” 心理有关。相对来看，喜悦会使一个人停下行动去享受喜悦，而恐惧却恰恰相反，会引发一个人马上采取行动去避免危险 —— 尽管有的时候事与愿违。事实上，出于恐惧的决策几乎总是事与愿违。

这种诅咒一旦启动，就几乎无法阻止它起作用，这正是它的可怕之处。我们的幸运在于，生活在一个已经证明这种诅咒不存在的时代──感谢 Edward Taub 等诸多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清楚地知道这种诅咒确实是不存在的，那些曾经的恐惧是没有必要的，也感谢这些年来我的学生，让我清楚地看到无数成功的事实，使我、他们之后很多的学生、以及我的读者从 “暗黑时代” 中走出来，朝霞满天。